巴黎協議告訴台灣減碳之迫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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蹉跎多年,取代京都議定書規範全球減碳秩序的「巴黎協議」終於突破萬難而告誕生。這項國際法文字最關鍵的意義,是針對一九九二年里約地球高峰會刪除「全球」字眼轉而強調「各國責任」之決議作出了修正,重新定位遏止地球暖化是「所有地球人的責任」,這是重要的突破。唯有全球轉型為低碳經濟,強調低碳倫理的新地球觀,才能克服暖化的毀滅危機。

歷經十四天不眠不休的紅眼會談,巴黎協議對滿滿四十頁的歧見逐一克服,顯示國際社會對暖化的共同警覺。以往已開發國家輕易推卸減碳責任,是因暖化證據的科學支撐不夠,如今不止世界氣象組織(WMO)發佈的監測數字讓人驚心,多項監看地球變化的數據,也讓人們對暖化有眼前的迫切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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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歧見仍在,但各國逐漸齊一步調往「減碳」之路前進,關鍵在於暖化的事實已有足夠的科學證據支撐;即使是因暖化而獲利的高緯度國家,也不好意思再為一己的利益而昧於事實。這是巴黎協議跨出的一大步,確認低碳是全球存續倫理,超越之前幾個工業革命一味追求生產效能的偏頗。

由於危機意識,讓與會各國代表深刻體認及早啟動全球減碳之路的重要;故而,不必苛責巴黎協議的妥協性太高。事到如今,地球上的國家都認識到暖化危機當前,與其蹉跎等待整好隊伍再出發,不如把握眼前可施力的片刻,先做再說。

正因為如此,巴黎協議的高妥協性,換另一個角度解讀,其實形同棒球比賽的打帶跑、強迫取分戰術。暖化危機業已迫在眉睫,哪還有時間等著所有人著裝整隊,立刻上陣應戰才是最重要。故而巴黎協議的高度妥協色彩,與其解釋為對國際強權的讓步,不如說是尋求「最大公約數」,大家在新的平台尋求交集,同步出發。

新誕生的協議更甚於妥協特徵的,是其理想性;明知困難,但也要昭告世人:什麼才是人類宜居的情境。設定減排目標不超過增溫2℃,這是人人皆知的屏障,約等於二氧化碳濃度四五○PPM;但協議更列上「向1.5℃努力」,這等於三五○PPM的目標,其實是「不可能的目標」,因為今年的地表二氧化碳值已破了四百之表。然巴黎峰會如此揭示,標誌「雖不能至,心嚮往之」。

至於台灣在新氣候協議的地位,雖然不意外地沒有明確的文字陳述,但巴黎協議出現「非締約方利害關係人參與」的文字,這不必欣喜解讀為國際社會認知台灣參與的事實。事實是,《氣候綱要公約》(UNFCCC)的締約國幾乎等同於聯合國會員國,這意味不管權利如何,國際社會課予台灣的減碳義務不會少掉分毫。

其實,國際對台灣減碳早已納管。峰會期間,德國的環保組織「看守德國」發佈今年全球氣候變遷績效指標排名,台灣在五十八個被評比國家中排名第五十二,列等「非常糟糕」。這雖僅是單一環保組織的評價,但事實上此次峰會有近千個國際環保團體與會,監督任一UNFCCC締約國的減碳實績,當然不可能漏掉全球碳排放量高居第二十四的台灣。

企業界的隱形監督是另外一支重要力量。本次峰會,全球頂尖企業極高階經理人超過一千人與會,他們為了進會場發聲,先在場外密集交換意見,意圖以新世代的節能技術突破,補上巴黎協議冠冕堂皇不可及之處。民間組織和企業界最不齒的,是躲在暗處陽奉陰違的行徑,台灣持續攀升的排碳數據,自無法自圓其說。

對於巴黎協議剔除「損害賠償」的追究文字,以及每年一千億美元的綠色基金將如何攤提,其實不必太過在意。這項協議成功地轉移「已開發國家」的暖化責任為所有地球人的責任,都能讓協議發揮更大力量。至於碳市場、碳交易不列入協議文字,則意味「所有地球人」皆認知暖化事實並起而行,強調的是意識的覺醒與行為的自主管理。

法國東道主在巴黎峰會的催生角色扮演得稱職,這對法國是加分,但與會各國在自家利益考量下,未必因此而高舉道德旗幟,仍須積極監督追蹤。人們應該正視的是,暖化是有科學證據的事實,即使仍在玩國際政治遊戲的人,亦不能不承認這一事實。

台灣減碳早已上路,此刻,實績之外,更該讓國際社會瞭解台灣減碳的具體作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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